作者： Nele Assmann, Sophie A. Rameckers, Anja Schaich, Christopher W. Lee, Katrina Boterhoven de Haan, Marleen M. Rijkeboer, Arnoud Arntz & Eva Fassbinder
译者： 心理学专家 Gizem Pozam
摘要
背景： 创伤相关负性认知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之间的关系已得到广泛研究。针对不同心理治疗方法的研究发现，创伤相关负性认知在症状减轻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但这一关系尚未在意象重构（ImRs）或眼动脱敏与再加工（EMDR）中得到研究。
本研究目的：分析采用EMDR和ImRs治疗童年创伤所致PTSD时创伤相关负性认知的作用。
方法： N = 155名患者：155名年龄介于18至65岁（M = 38.54）、患有童年创伤所致PTSD的患者参加了一项随机临床试验，并于2014年10月至2019年6月在澳大利亚、德国和荷兰接受EMDR或ImR治疗。采用线性混合模型，对经过个体内中心化处理的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分析，以分析PTSD症状（采用DSM-5临床用PTSD量表CAPS-5和事件影响量表修订版IES-R；IES-R分别针对目标创伤及其他所有创伤填写两次）与创伤相关负性认知（创伤后认知量表，PTCI）之间的关系。评估时间点为治疗前、治疗后（6周内完成12次治疗）、治疗结束后8周，以及治疗前评估后1年。
结果： 负性认知（PTCI）的变化先于CAPS及针对目标创伤的IES-R所测量的PTSD症状变化，呈单向关系。对于针对其他所有创伤的IES-R，发现了PTSD症状变化先于负性认知变化的单向关系。未发现治疗方式具有任何调节作用。在PTCI分量表层面，仅与自我相关的认知变化先于PTSD症状变化。
结论： 结果支持创伤相关负性认知在PTSD治疗中具有普遍作用这一观点。应通过更高频率的评估重复这些分析。
- 背景
创伤相关负性认知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核心组成部分，已被纳入DSM-5的PTSD诊断标准（美国精神医学学会，2013；Kip等，2023）。这些负性认知可能涉及自我（例如“我受到了损害”）、他人（例如“任何人都不可信”）或世界（例如“世界是危险的”）。不同治疗方法的解释模型（例如认知疗法、认知行为疗法、延长暴露疗法、眼动脱敏与再加工）均将这些认知视为维持PTSD症状的重要因素（Ehlers和Clark，2000；Foa和Kozak，1986；Resick等，2016；Shapiro和Forrest，2001）。事实上，多项研究均发现了创伤相关负性认知与PTSD症状之间的关系（综述见Gómez de La Cuesta等，2019）。
负性认知很可能在PTSD治疗中也发挥重要作用。虽然只有部分治疗方法直接聚焦于创伤相关负性认知，但这些认知与PTSD症状之间似乎存在普遍的关联（Kangaslampi & Peltonen，2022）。最近一篇关于创伤相关负性认知在PTSD治疗中作用的综述指出，多项研究发现，无论采用何种治疗方法，PTSD症状和负性认知都会同步减轻（Brown等，2019）。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治疗过程中，创伤相关负性认知的减少与PTSD症状的减轻是同时发生，还是前者先于后者？一篇综述也总结了针对这一问题的若干研究（Brown等，2019），报告称12项研究中有9项发现创伤相关负性认知的变化先于PTSD症状变化。此外，两项未纳入该综述的新研究也发现，创伤相关负性认知变化先于症状减轻（Kooistra等，2023；Schumm等，2023）。另一方面，共有6项研究（2019年之前的研究已纳入Brown等，2019）未发现PTSD症状与负性认知之间存在所假设的关系，而是发现了双向关系（Dillon等，2019；Held等，2022；McLean等，2015；Trachik等，2018）、症状与认知同步减少（Lee等，2021），以及反向关系，即PTSD症状变化先于负性认知变化（Hagenaars等，2010）。因此，尽管多数研究提示创伤相关负性认知的变化先于PTSD症状变化，研究结果仍不一致。
一项发现双向关系的研究采用了存在共病（酒精依赖）的样本，这可能解释其结果。结果不一致的另一种可能解释是创伤相关认知的操作化方式不同。例如，内疚（Trachik等，2018）和责备（Dillon等，2019）反映的是狭义的创伤相关认知，而创伤后认知量表（PTCI）（Foa等，1999）采用更广泛的定义，包括自我、世界和自责分量表。PTCI已用于许多创伤相关负性认知研究。在PTCI分量表层面分析创伤相关负性认知的研究发现，不同分量表与PTSD症状的关系存在差异（综述见Brown等，2019）。相关性研究发现，自我相关负性认知与PTSD症状或症状减轻之间存在较强的横断面关联（Foa和Rauch，2004；Karl等，2009；Long等，2011）。在3项考察特定创伤相关认知与PTSD症状随时间变化关系的研究中，有2项发现，自我相关认知是PTSD症状随时间变化的显著预测因素（Kumpula等，2017；Schumm等，2015）；另1项发现自我相关认知与PTSD症状之间存在较强关联，但认知变化未能预测症状变化（Hagenaars等，2010）。不过，尤其是由创伤引起的自我相关负性认知，可能是PTSD症状变化的重要预测因素（Brown等，2019）。这一点也与近期关于PTSD治疗在减轻负性自我概念方面有效性的研究结果一致（Banz等，2022）。
尽管有关创伤相关负性认知变化先于PTSD症状变化的证据并不一致，但认知疗法和暴露类疗法中均发现了这一效应，可能表明存在一种并非特定（认知）治疗方法所独有的普遍改变机制。为进一步探讨这一假设，有必要分析创伤相关负性认知在各类PTSD治疗中的作用。EMDR是一种已被证实有效的治疗方法，与认知行为疗法（CBT）一样，被强烈推荐用于PTSD治疗（Lewis等，2020；Mavranezouli等，2020）。另一种具有前景的治疗方法是意象重构（Imagery Rescripting，ImRs）（Arntz和Weertman，1999），已有一些证据支持其在一般PTSD治疗（见Kip等，2023），尤其是童年创伤所致PTSD治疗中的有效性（Boterhoven de Haan等，2020；Raabe等，2022）。EMDR直接针对创伤相关负性信念，脱敏后，治疗师将积极信念与创伤记忆反复配对（Shapiro和Forrest，2001）。ImRs则通过想象矫正性体验、满足需求，以及借助心理教育改变事件的意义，以更间接的方式处理创伤相关负性认知。因此，两种治疗方法都旨在以不同方式处理和改变创伤相关负性认知，而认知变化对PTSD症状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此前一项使用与本研究相同数据集、分析ImRs和EMDR作用机制的研究发现，与目标创伤相关的痛苦及个体特有的封装信念的变化，能够预测ImRs治疗中PTSD严重程度的变化，但在EMDR治疗中不能（Rameckers等，2024）。一些研究显示，在EMDR治疗前后，创伤相关负性认知与PTSD症状同步减少（Brown等，2019）。
据我们所知，迄今尚无研究考察一般性创伤相关负性认知（例如采用PTCI测量）对EMDR或ImR治疗结果的影响。为了解（一般性）创伤相关负性认知在ImRs和EMDR治疗中的作用，我们使用了一项比较EMDR和ImRs治疗童年创伤所致PTSD的随机试验数据（Boterhoven de Haan等，2020），通过Granger因果分析（Granger，1969）分析创伤相关负性认知与PTSD症状变化的时间顺序。这种分析能够考察变量之间的时滞关系，并有助于了解负性认知与PTSD症状变化之间的方向性。我们假设：（i）创伤相关负性认知的变化先于PTSD症状变化，从而为一种改变机制提供一定证据。我们还考察了这些效应是否因治疗条件而异。鉴于有关自我相关负性认知的研究结果，我们假设：（ii）只有这一分量表的变化先于PTSD症状变化。
- 方法
2.1. 研究设计
本研究是对一项国际多中心随机临床试验（IREM-RCT）数据的子分析；该试验在澳大利亚、德国和荷兰的7个中心比较EMDR与ImR（Boterhoven de Haan等，2020）。该研究已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临床试验注册平台登记（注册号：ACTRN12614000750684）。研究获得了所有当地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患者均签署了书面知情同意书。有关研究特征的详细信息可参阅IREM研究设计论文（Boterhoven de Haan等，2017），以下简要介绍研究设计。
2.2. 参与者
患者符合以下条件时纳入研究：（1）主要诊断为PTSD，其依据为16岁之前发生的目标创伤，且症状至少持续3个月；（2）年龄18至65岁；（3）能够每周参加两次治疗；（4）同意在6周治疗期及8周随访期内保持药物使用稳定（或不使用药物）。排除标准为：（1）急性自杀风险；（2）一生中曾被诊断为精神病性障碍；（3）一生中曾被诊断为双相Ⅰ型障碍；（4）急性物质依赖；（5）由过去6个月内发生的创伤所致的PTSD；（7）智商低于80；（8）过去3个月内接受过任何针对PTSD的治疗；（9）使用苯二氮䓬类药物。停用此类药物两周后可参加研究。
2.3. 随机分组与盲法
在治疗前评估后，由一名独立研究助理采用区组随机法（每个区组n = 2、4或6，区组大小随机确定），并按性别分层，以控制各中心每种治疗的分配比例，将参与者随机分配至EMDR或ImR组。所有评估均由经过培训、对治疗分组不知情的研究助理完成。
2.4. 研究程序
2014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间，在澳大利亚、德国和荷兰的7家心理健康及专科服务机构招募参与者。由于研究启动时尚无DSM-5结构化临床访谈（First等，2015），各中心根据自身偏好，采用简明国际神经精神访谈（Sheehan等，1998）或DSM-IV-TR结构化临床访谈（First等，2002）对潜在参与者进行精神障碍筛查。使用DSM-5生活事件核查表（Weathers等，2013）评估创伤史。结局评估分别在治疗前、治疗中期（仅自评，无访谈）、治疗后、治疗结束后8周（随访1），以及治疗前评估后1年（随访2）进行。
2.5. 结局指标
采用DSM-5临床用PTSD量表（CAPS-5）测量PTSD症状严重程度（Weathers等，2018）。CAPS-5是一种经过充分验证的半结构化诊断访谈，用于评估过去一个月的PTSD症状严重程度。它由30个与DSM-5中PTSD症状相对应的条目组成，对过去一个月PTSD严重程度的评分范围为0至80分（总分越高，严重程度越高）。在本次分析中，我们从CAPS总分中剔除了D2和D3标准，因为这些标准评估负性认知和内疚感，与PTCI条目存在重叠。各次评估中这些CAPS评分的内部一致性介于a = .892至922之间。PTSD症状自评采用事件影响量表修订版（IESR）（Weiss，2007）。IES-R由22个条目组成，评估过去7天的情况，对变化较为敏感。参与者被要求对条目评分两次：第一次针对入组时被确定为核心的创伤（目标创伤）（a介于.877至.972之间），随后针对除目标创伤之外的所有其他创伤（a介于.927至.973之间）。采用创伤后认知量表（PTCI）评估创伤相关认知（Foa等，1999）。PTCI是一种33条目的自评工具，包括3个分量表（自我相关负性认知、世界相关负性认知和自责），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常用于创伤相关负性认知研究。我们分析了PTCI总分及其3个分量表。根据本研究数据，PTCI总分的内部一致性较高／极佳，介于.928至.978之间。3个分量表在各次评估中的内部一致性也较高（PTCI自责量表的a介于.919至.973之间，PTCI世界量表的a介于.850至.964之间，PCTI自责量表介于.802至.935之间）。
为限制分析次数，我们仅采用主要结局指标（CAPS）分析PTCI分量表。
2.6. 治疗
简言之，研究治疗依据标准化治疗手册（Arntz & Weertman，1999；Shapiro & Forrest，2001），在6周内（允许延长至8周）每周进行两次、每次90分钟的ImRs或EMDR治疗，共12次。首次治疗介绍治疗原理，并概览将在治疗中处理的创伤记忆。ImRs组进行了尝试性的意象重构；EMDR组则进行了程序准备和情感耐受训练，其中包括安全场所练习。从第2次治疗开始，每次治疗均要求采用所分配的治疗方式对创伤进行再加工。研究治疗师包括持证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师、精神科医生，以及一名具有高级精神卫生资质的精神科护士，均接受过一种或两种治疗方法的培训。有关治疗、培训、督导和治疗方案依从性的详细信息，也可参阅研究方案及IREM研究临床疗效的论文（Boterhoven de Haan等，2017；Boterhoven de Haan等，2020）。
2.7. 统计分析
为考察PTCI与PTSD症状随时间变化的关系，我们采用线性混合模型进行了Granger因果分析（Granger，1969）。分析在R Studio中使用NLME程序包完成（Pinheiro等，2020）。我们对每个PTSD测量指标（即IES-R目标创伤、IES-R其他所有创伤和CAPS-5）分别进行分析。首先，在参与者层面对数据进行中心化。其次，在考察第i次评估的PTCI评分是否预测第i + 1次评估的PTSD症状时，同时将第i次评估的PTSD症状纳入预测变量，以控制自相关。通过考察第i次评估的CAPS-5评分是否预测第i + 1次评估的PTCI评分，检验反向效应。由于随时间发生的变化也可能源于非特异性治疗效应，且我们预期时间趋势为非线性，因此使用splines程序包（R Core Team，2020），加入一个具有两个自由度的自然时间样条，以控制时间效应。最后，如果能够改善模型拟合，我们还加入时间的随机效应（采用相同的样条）。
所有模型比较均基于对数似然、贝叶斯信息准则（BIC）和赤池信息准则（AIC）。所有分析的α阈值均为.05。我们将残差绝对值大于3的观测值定义为异常值（Blatná，2006）。如发现异常值，则将其剔除，并报告剔除数量。结果部分报告的是基于剔除异常值后的数据所得的结果。
我们通过检查每个数据点的Cook距离，考察所有数据点的影响。各模型的所有Cook距离值均较小，且低于阈值1（Cook & Weisberg，1982）。
- 结果
3.1. 参与者
纳入了IREM研究全部参与者（N = 155）的数据，参与者来自3个国家：荷兰（n = 92）、德国（n = 22）和澳大利亚（n = 41）。参与者被分配至EMDR组（n = 81）或ImR组（n = 74）。女性占77%，参与者平均年龄为38.54岁。多数参与者曾多次经历其目标创伤（ImR组93.2%，EMDR组79.0%），目标创伤平均持续时间在ImR组为7.6年（SD = 5.2），EMDR组为6.8年（SD = 4.6）。最常见的目标创伤为性虐待（ImR组48.6%，EMDR组67.9%），其次为躯体虐待（ImR组20.3%，EMDR组19.8%）；经历目标创伤时的平均年龄在ImR组为7.77岁（SD = 4.21），EMDR组为8.12岁（SD = 4.16）。多数参与者接受过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两组均为56.8%），但有工作者不足一半（ImR组39.2%，EMDR组42.0%），约三分之一因残疾退休（ImR组37.9%，EMDR组32.0%）。关于研究样本的更多详情，可参阅IREM研究的主要论文（Boterhoven de Haan等，2020）。
3.2. Granger因果关系
在主要分析中（见表1和图1a），我们分别对3个PTSD结局指标（即CAPS-5、IES-R目标创伤和IES-R其他创伤）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我们还探索性地考察了与治疗方式的交互作用。所有分析中的自相关均显著且为负值。每项分析剔除的异常值数量见表1。
3.2.1 CAPS-5与PTCI总分
PTCI的变化先于下一次评估的CAPS-5评分变化（β = .085，p < .05），而CAPS-5不能显著预测后续PTCI评分（即反向检验）（β = .005，p > .05）。PTCI与后续CAPS评分之间的关系不受治疗方式调节（b = 0.028，t(285) = 1.546，SE = 0.018，p = .123），反向关系亦如此（b = -0.010，t(288) = -0.065，SE = 0.153，p = .948）。由于D4标准涉及负性情绪，可能与PTCI存在一定重叠，我们从CAPS-5评分中剔除D4标准后重复分析，但结果未发生改变。
3.2.2 CAPS与PTCI分量表
PTCI分量表层面的分析结果见表1和图1b。PTCI自我相关负性认知评分的变化先于并正向预测后续CAPS-5评分变化（β = .132，p < .05），而CAPS-5评分不能预测PTCI自我相关负性认知评分的变化（β = .001）。
PTCI世界相关负性认知评分不能预测下一次评估的CAPS评分变化（β = .058，p > .05），而CAPS评分可正向预测后续PTCI世界相关负性认知的变化（β = .170，p < .05）。
PTCI自责评分与下一次评估的CAPS-5评分无关（β = .032，p > .05），CAPS-5评分也不能预测后续PTCI自责评分（β = .025，p > .05）。
3.2.3 IES-R目标创伤与PTCI总分。
PTCI评分可预测后续IES-R目标创伤评分（β= -.088，p < .05），而IES-R目标创伤量表评分不能预测下一次评估的PTCI评分（β= .080，p > .05）。这些效应不受治疗方式调节：以PTCI为预测变量时，b = 0.052，t(408) = 1.515，SE = 0.035，p = .131；以IES-R目标创伤评分为预测变量时，b = 0.061，t (420) = 0.614，SE = 0.010，p = .539。
3.2.4 PTCI总分与IES-R其他创伤。
PTCI评分不能预测下一次评估的IES-R其他创伤评分（β = .056，p > .05），而IES-R其他创伤评分对下一次评估PTCI评分的影响显著（β = .102，p < .05）。因此，IES-R其他创伤评分的变化先于PTCI评分变化。同样，未发现治疗方式的调节作用：PTCI，b = -0.004，t(400) = -0.126，SE = 0.033，p = .900；IES-R其他创伤，b = 0.096，t(417) = 0.859，SE = 0.111，p = .391。
- 讨论
本研究首次考察了在使用EMDR和ImR治疗童年创伤所致PTSD患者时，封装信念之外的创伤相关负性认知对PTSD症状的作用。
与我们的假设一致，我们发现，在3个结局指标中的2个指标上，创伤相关负性认知的变化先于PTSD症状变化。对于IES-R目标创伤和CAPS，创伤相关负性认知的变化先于PTSD症状变化，但未发现反向关系。这种单向关系为创伤相关负性认知与PTSD症状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一定证据，支持认知变化（即减少）先于PTSD症状减轻的观点，与此前多项研究的发现相似（Brown等，2019）。对于第3个结局指标IES-R其他创伤，仅反向关系显著，即PTSD症状变化先于创伤相关负性认知变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目标创伤在治疗早期即得到处理（EMDR从一开始就处理，ImR则在前6次治疗中处理），而其他创伤在治疗后期才得到处理。与其他创伤相关的负性认知减少，可能是治疗体验泛化效应的结果，因此发生在PTSD症状减轻之后。
只有PTCI自我相关负性认知分量表的变化先于PTSD症状减轻。这些发现支持我们的第二个假设，即在本研究患者群体（童年创伤相关PTSD）中，创伤相关负性认知的减少对PTSD症状改善尤为重要。这与此前强调此类认知重要性的研究结果一致（Foa和Rauch，2004；Karl等，2009；Kumpula等，2017；Long等，2011）。我们的结果也与此前的研究一致，即自我相关负性认知和自责对（性）暴力受害者可能尤为重要（Beck等，2016；Littleton等，2012；Pence等，2014）。在本研究样本中，92.9%的参与者的目标创伤涉及性虐待、躯体虐待、混合型虐待或家庭暴力（Boterhoven de Haan等，2020）。研究结果也与一项元分析一致，该元分析报告，针对PTSD的心理干预能够改善负性自我概念，与对照条件相比的效应量为中等至大（Banz等，2022）。
创伤相关负性认知与PTSD症状之间的预测关系未因治疗条件而异，提示认知在EMDR和ImRs中的作用可能相似。这与此前对本研究数据的一项分析不同，该分析显示，仅在ImRs组，与目标创伤相关的个体特有封装信念的变化先于症状减轻（Rameckers等，2024）。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分析关注一般性负性认知，而Rameckers及同事的研究关注与目标创伤中特定情境相关的个体信念。另一方面，未发现治疗方式的调节作用，与此前发现创伤相关负性认知在不同治疗方法中对治疗结果具有中介作用的研究一致（Brown等，2019）。尽管治疗模型存在差异（Cooper等，2017），这一结果可能提示PTSD治疗中存在普遍的改变机制，即不同干预可能具有共同的改变途径。我们的研究结果与此前研究一致，即在延长暴露疗法（PE）（例如Kumpula等，2017；McLean、Yeh等，2015；Zalta等，2014）、认知加工疗法（CPT）（Schumm等，2015）和创伤聚焦认知行为疗法（Kleim等，2013；Zoellner等，2011）等不同创伤聚焦治疗中，创伤相关负性认知变化先于PTSD症状变化。这也与多种成熟的PTSD解释模型一致，这些模型均认为创伤相关认知发挥核心作用（Ehlers和Clark，2000；Foa和Kozak，1986；Resick等，2016；Shapiro和Forrest，2001）。然而，也应注意，有若干研究未发现这种时间上的联系，尤其是在PE（Hagenaars等，2010；McLean、Su等，2015）和CPT（Dillon等，2019；Held等，2022；Lee等，2021）研究中。
认知在PTSD治疗中的潜在作用，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治疗无应答。如果PTSD症状的减轻需要先减少创伤相关负性认知，那么认知未发生改变可能部分解释治疗无应答，并促使治疗师进一步关注认知干预。这可能为在EMDR和ImRs治疗中逐次评估认知提供依据，正如已有研究针对PE提出的建议一样（Kooistra等，2023）。
不过，也应注意，创伤相关负性认知的变化可能并非PTSD治疗中唯一的改变机制，因为有证据表明，信念改变在一般的CBT中也发挥类似作用（例如Garratt等，2007；Lorenzo Luaces等，2015）。
4.1 局限性与优势
本次分析的主要局限在于过程数据有限。CAPS和PTCI在基线、治疗后、8周随访及1年随访时进行评估；IES-R则在每次治疗时评估，并在第6次与第7次治疗之间额外评估IES-R和PTCI。为获得关于改变过程更可靠的证据，在治疗期间增加评估时间点将很有价值。此外，由于本研究纳入的是童年创伤所致PTSD患者，因此结果仅限于这一患者群体。IREM研究的其他所有局限也适用于本次分析（Boterhoven de Haan等，2020），包括设有两个积极治疗组而无对照条件。
本研究首次分析了接受EMDR和ImRs治疗的患者中，一般性创伤相关负性认知与PTSD症状变化之间的关系。此外，这也是首次在患有童年创伤所致PTSD的成年患者中考察这一关系。因此，本研究为不同PTSD治疗方法及不同创伤类型中存在普遍改变机制提供了支持。治疗由经过培训的治疗师实施，并通过治疗方案依从性检查进行评估；数据评估包括自评和由经过培训的盲法评估者进行的访谈，这些均支持IREM-RCT的高质量。鉴于目前仅有一项研究比较EMDR和ImR，仍需更多研究来重复验证结果，并进一步了解其作用机制。
4.2 结论
总之，本研究表明，在EMDR和ImRs治疗中，创伤相关负性认知的作用与认知加工疗法（CPT）、认知疗法（CT）及延长暴露疗法（PE）等其他PTSD治疗中的作用相似。在EMDR和ImRs治疗中，创伤相关负性认知的变化均先于PTSD症状变化。为进一步验证我们的发现并提高可推广性，应通过更频繁的评估（例如治疗期间每周一次），并在具有成年期创伤经历的样本中重复这些分析。
致谢
感谢所有参与本研究的患者、治疗师和研究助理。
利益披露声明
作者未报告任何潜在利益冲突。利益声明：C.W.L.报告，在研究开展期间获得EMDR研究基金会资助，并在本研究之外从Psychology Training获得个人报酬。A.A.发表有关ImR的学术论文和书籍章节，并不定期举办有关该疗法的工作坊。其所得报酬转交阿姆斯特丹大学，用于支持研究。E.F.报告，从有关ImR和PTSD治疗的工作坊及讲座获得个人报酬，并在本研究之外获得吕贝克大学资助（医学部女性科研人员教授资格研究资助）。其他作者声明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经费支持
本研究得到西澳大利亚焦虑障碍基金会（资助编号PG51012100）、EMDR研究基金会（编号：PG10400309），以及联邦政府通过“澳大利亚政府研究培训计划学费抵免”提供的支持。感谢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通过“开放获取出版基金”资助计划提供的经费支持。
作者贡献
概念构思：A.A.、C.W.L.、M.R.和E.F.；方法学：A.A.和C.W.L.；软件：A.A.和S.R.；正式分析：A.A.和S.R.；研究实施：N.A.、E.F.、A.S.、C.W.L.、K.B.d.H.、M.R.和A.A.；资源：E.F.、C.W.L.、M.R.和A.A.；数据管理：S.R.和K.B.d.H.；写作——初稿撰写：N.A.；写作——审阅与编辑：N.A.、E.F.、A.S.、C.W.L.、K.B.d.H.、M.R.和A.A.；反馈及投稿后的修订：N.A.；可视化：S.R.；督导：C.W.L.、M.R.和A.A.；项目管理：C.W.L.、K.B.d.H.和A.A.；经费获取：C.W.L.和K.B.d.H.。所有作者均已阅读并同意论文的发表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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