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研究现状：眼动脱敏与再加工（EMDR）治疗

State of the science: 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 (EMDR) therapy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jts.23012

科学研究现状：眼动脱敏与再加工（EMDR）治疗
作者：Ad de Jongh, Carlijn de Roos, Sharif El-Leithy
发表期刊：Wiley
DOI: 10.1002/jts.23012
接受日期：2023年12月8日
通信地址：Ad de Jongh, PSYTREC, Professor Bronkhorstlaan 2, 3723 MB Bilthoven, the Netherlands
电子邮箱：a.d.jongh@acta.nl , addejonghx@outlook.com

本文由心理学专家 Gizem Pozam 译为土耳其语。

摘要
眼动脱敏与再加工（EMDR）治疗是一种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循证心理治疗，已有30多项发表的随机对照试验（RCT）支持其在成人和儿童中的疗效。大多数国际临床实践指南将EMDR治疗推荐为PTSD的一线治疗。本文介绍EMDR治疗证据的当前状况。我们首先简要介绍EMDR治疗及其理论框架，随后概述支持其疗效、实际临床效果和安全性的科学证据，并讨论其在不同文化和人群中的适用性。最后，我们提出未来建议，以完善EMDR治疗的研究基础和临床应用。

引言
眼动脱敏与再加工（EMDR）治疗是少数几种具有充分实验证据支持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心理治疗方法之一。因此，大多数PTSD国际临床实践指南均将EMDR推荐为一线治疗，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2013）、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2018）、国际创伤应激研究学会（ISTSS；2018），以及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VA）和国防部（DoD；2023）发布的指南。

EMDR由美国心理学家 Francine Shapiro 创立，她于1989年以“眼动脱敏”（EMD；Shapiro,1989a）为名描述了其基本程序。同年，Shapiro 在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1989b）上发表了有关该程序的首项对照研究。她采用单次EMD治疗，为22名持续受到童年性虐待、身体与性侵犯、情感虐待以及越南战争经历相关创伤记忆困扰的来访者进行治疗，发现其症状显著改善，且疗效在3个月随访时仍得以维持（Shapiro,1989b）。在随后的几年里，她将EMD程序扩展并完善为EMDR，在治疗方案中加入了资源建立、评估阶段、认知再加工和结束阶段。如今的EMDR已发展为一种综合性、手册化的治疗方法，可针对不同类型的精神病理表现及治疗障碍，灵活地在方案中加入相应调整（Valiente-Gomez 等,2017），也可适用于儿童、青少年（例如，de Roos 等,2017）和智力障碍者（例如，Mevissen 等,2020）等特定人群。

EMDR具有若干特点，使其有别于大多数其他PTSD心理治疗方法。例如，虽然EMDR可在稳固的治疗联盟中灵活应用，但它同时也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的治疗，其治疗程序在全球范围内均以完全一致的方式进行教学，从而有利于治疗的推广及通过科学研究检验其疗效。与其他聚焦创伤的治疗一样，EMDR涉及重新审视创伤记忆及其相关意义、情绪和身体感觉。与聚焦创伤的认知行为治疗不同，EMDR不包含直接质疑信念、长时间暴露或家庭作业（Shapiro,2018）。另一个显著区别是，在实施方案时所需的言语指导相对较少，治疗师不会刻意鼓励来访者用语言详细描述创伤记忆。

EMDR最独特的组成部分是，通常要求来访者用目光追随治疗师左右移动的手，同时在脑海中保持创伤记忆。基于最初的观察及使用EMD技术的临床结果，Shapiro 逐渐认为，进行水平眼动会在来访者体内启动一种加工机制，减少与记忆相关的情绪痛苦。为了引导眼动，EMDR治疗师通常使用自己的手，并要求来访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此。随后，治疗师在距离来访者面部约30厘米处来回移动手，引导其完成约25次扫视眼动构成的一个序列（即一组）。这种双侧刺激方式仍是EMDR中最广为人知的形式，其疗效已得到广泛研究。

起初，批评者认为EMDR并未显示出超越非特异性治疗效应的疗效，而且没有足够证据表明，作为核心要素、甚至被写入治疗名称的眼动，对疗效有显著贡献（例如，Herbert 等,2000）。关于使用眼动和不使用眼动的EMDR在疗效上存在差异的证据，是在最初研究结果发表约20年后，才从实验室研究和实地研究中获得的（Günter & Bodner, 2008; Lee & Cuijpers, 2013; van den Hout & Engelhard, 2012）。此后，神经生物学和实验精神病理学领域的许多科学家提出了理论，以解释EMDR的独特效应（例如，Baek 等, 2019；Günter 和 Bodner, 2008；van den Hout 和 Engelhard, 2012；de Voogd 等, 2018；de Voogd 和 Phelps, 2020）。

本文旨在概述EMDR用于PTSD治疗的科学研究现状。在描述治疗范式和程序后，本文讨论EMDR的概念与理论基础，包括对其最可能作用机制的研究。此外，本文概述EMDR在跨文化及少数群体中应用的现有证据基础。最后，针对PTSD相关EMDR领域的未来研究与发展提出建议。

EMDR标准方案

研究表明，正确实施“EMDR标准方案”与治疗结果之间存在直接关联；因此，严格遵循方案被认为对于确保EMDR的稳健性和实证疗效至关重要（Maxfield 和 Hyer, 2002）。该方案由八个固定的程序步骤（即阶段）组成，包含一系列标准化提问与表述。相关步骤列于表1。

EMDR程序的目标可定义为达到这样一种最终状态：与目标记忆相关的不适被降至最低，同时，与该记忆相关的、期望建立的积极自我指涉信念的可信度被提升至最高。在EMDR框架中，治疗师被视为促进者，帮助来访者充分激活创伤记忆，并引导其在用目光追随治疗师动作的同时，关注记忆的各个组成部分。

在收集来访者症状和既往经历的信息、作出诊断，并形成个案概念化，明确哪些记忆是治疗其PTSD症状的重要目标之后（阶段1），便开始为创伤加工做准备（阶段2）。这包括建立治疗联盟、提供适当的心理教育，以及探讨来访者现有的应对技能。在脱敏过程开始之前（即评估；阶段3），治疗师请来访者回想本次治疗首先聚焦的创伤记忆中最令人不适的部分（即目标意象），以激活该记忆。治疗师评估相关的自我指涉性功能不良信念（即负性认知；NC）、希望建立的替代信念（即正性认知；PC）、相关的主要情绪与身体感觉，以及目标记忆所引发的主观不适程度。主观不适程度采用李克特式的主观不适单位量表（SUDS）表示，评分范围为0分（无不适）至10分（极度不适）。

随后，通过双重注意任务开始加工目标记忆，通常是由治疗师手部动作引导的快速双侧眼动（即脱敏；阶段4）。每组眼动之后，治疗师都会询问来访者自发浮现了什么，因为EMDR程序通常会引出一连串被称为联想的想法、意象、情绪和躯体感觉。治疗师随后依据这一回应继续推进，鼓励来访者“关注它”，并用目光追随治疗师的手指，继续加工。通常，在EMDR过程中，创伤记忆会逐渐变得“中性”（即失去其情绪负荷），因此到治疗结束时，来访者应能够在不感到任何情绪不适的情况下回忆创伤事件（即SUDS为0分）。

在EMDR标准方案的下一步（即植入；阶段5），来访者被要求使用认知可信度量表（VoC）对正性认知的可信程度进行评分，范围为1分（完全不真实）至7分（完全真实）。随后，来访者被要求回忆该记忆，并在进行眼动的同时，在脑海中重复正性认知。这些步骤会反复进行，直到VoC评分达到最高。

一次EMDR治疗通常以“身体扫描”（阶段6）收尾，随后商定后续安排，并确认来访者的状态是否已足够平稳，可以结束本次治疗（即结束；阶段7）。EMDR标准方案的最后阶段（即再评估；阶段8）在下一次会面时进行，治疗师先回顾上次治疗，再根据迄今取得的疗效评估进展。治疗方案的完整说明见 Shapiro（2018）。

成人EMDR治疗每次通常持续60—90分钟，可采用个体或团体形式。尽管随机对照试验数量较少且方法学质量较低，但已有新证据表明，团体EMDR方案能够显著减轻PTSD症状（Kaptan 等,2021）。EMDR通常每周进行一次，但每天一次或每天两次的强化形式也被发现有效（Bongaerts 等,2017）。研究显示，经历单次创伤事件的个体，在仅接受五次治疗后即可不再符合PTSD诊断标准（例如，Nijdam 等,2012）；在常规临床实践中，以及治疗由多次创伤事件导致的PTSD时，通常采用8至12次的较长疗程。

EMDR的概念与理论基础

Francine Shapiro（2018）提出了适应性信息加工（AIP）模型，作为EMDR治疗的理论基础。该模型认为，极度痛苦的事件可能扰乱大脑的情绪平衡，导致记忆连同相关认知、情绪和生理反应，以“冻结”状态巩固于孤立的记忆网络之中，且易被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刺激激活。此外，AIP模型假定，每个人都具有先天的信息加工系统，能够从新经验中进行适应性学习。在类似快速眼动（REM）睡眠期间所观察到的眼动作用下（Stickgold, 2002），已储存的创伤经历被认为会释放到工作记忆中接受加工。从这个意义上说，Shapiro 的AIP模型认为，EMDR有助于在个体的神经网络中形成新连接，将以功能不良方式储存的信息与其他现有的功能良好信息和信念网络连接起来。这一过程使创伤记忆转化为更具适应性和功能性的形式，促使创伤经历及其相关意义得到认知重构，进而减少创伤相关症状。因此，AIP模型主要在隐喻层面上描述大脑如何整合和加工功能不良信息。大量研究支持AIP模型的基本原则，即致病性记忆的脱敏与PTSD症状相关（Hase 等, 2017）。

最早支持AIP模型及眼动在EMDR中作用的科学研究，是 Christman 及其同事（2003, 2006）检验大脑半球间相互作用假说的实验研究。作者发现，诱发水平眼动能够提高对实验室事件及日常事件的情景记忆的可提取性。Parker 和 Dagnall（2007）后续的研究显示，水平眼动对记忆可提取性的提升作用，强于垂直眼动或注视房间内某一固定点。作者认为，这一发现源于大脑两半球之间相互作用的增强，反映了适应性信息加工；然而，利用脑电图（EEG）数据进行的直接测量，使人们对半球间相互作用增强是否为EMDR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产生了怀疑（Samara 等,2011）。

另一种可能更好解释EMDR效应的理论，源自 Baddeley（2012）的工作记忆模型。该模型认为，虽然工作记忆能够同时完成不同领域的多项任务（例如言语、视空间和问题解决），但每个领域的容量均有限。因此，如果两项任务涉及相似的工作记忆领域，执行一项高要求任务就可能干扰另一项任务的表现。当视空间工作记忆存储空间被提取出的创伤记忆“占满”，同时又执行一项高要求或耗费精力的视空间任务时（例如用目光准确追随治疗师快速移动的手指），工作记忆就难以同时保持并加工所有这些信息。因此，由于对工作记忆资源的竞争，创伤记忆被回忆时的强度会下降。随后，当记忆信号在长时记忆中重新巩固时，它便会以有所改变、情绪强度更低且鲜明度更弱的形式被储存。

从工作记忆分配理论推导出的多项预测，已在实验研究中得到检验。在这些研究中，参与者被要求在回忆负性记忆的同时执行需要注意力的任务，或仅回忆记忆，或不做任何事。在脑海中保持带有情绪负荷的记忆并参与高要求任务后，与对照条件下参与者的记忆相比，这些记忆的情绪负荷和鲜明度均显著降低（de Jongh 等, 2013；Günter 和 Bodner, 2008；Kemps 和 Tiggemann, 2007；Maxfield, 2008；van den Hout 等, 2010）。这些研究显示，眼动，尤其是追随治疗师的手指，是要求相当高的任务；研究也检验了其他分配工作记忆资源任务的效果，包括通过耳机聆听点击声（de Jongh et al.,2013; van den Hout et al.,2011）、聆听口头呈现的文本（Günter & Bodner,2008）、临摹复杂图形（Günter & Bodner,2008）、玩电脑游戏俄罗斯方块、心算（Engelhard et al.,2010; van den Hout et al.,2010）以及口头计数（Kemps & Tiggemann,2007）。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工作记忆任务对记忆的影响都相同。例如，眼动在降低记忆情绪强度与鲜明度方面，显著优于通过耳机聆听点击声（de Jongh 等, 2013；van den Hout 等, 2011；van den Hout 和 Engelhard, 2012）。另一方面，虽然将资源分配任务的感觉通道与所回忆记忆的感觉通道相匹配，似乎能产生更大的效果，但不匹配的任务也似乎有效，可能是因为它们占用了工作记忆的中央执行功能资源（Matthijssen 等, 2019）。总体而言，工作记忆资源被分配占用的程度（例如眼动速度）与情绪强度及带有情绪负荷的心理表征鲜明度的下降之间，似乎存在线性关系（Little 和 van Schie, 2019；van Veen 等, 2015）。尽管大多数实验研究纳入的是非临床参与者，但这些研究已由不同研究团队开展并重复验证，为健康参与者及PTSD样本中所观察到的记忆效应提供了强有力的科学支持（Wadji 等, 2022）。

一种利用工作记忆理论，以及高工作记忆负荷任务对创伤记忆影响的科学研究成果所形成的独特EMDR版本，被称为“EMDR 2.0”（Matthijssen 等, 2021）。这一版本基于以下假设：当来访者有充分动力将创伤记忆带入工作记忆时，创伤记忆能够被更强烈地激活，从而使工作记忆资源被更充分地分配占用，EMDR也就更有效、更高效。在EMDR 2.0中，可使用多种不同程序来分配占用工作记忆资源，包括用眼动追随超快速、对角线、垂直或其他复杂轨迹；正向和反向拼读单词或句子，或背诵字母表；唱歌；以及在肩部或腿部敲击复杂节奏。首项研究EMDR 2.0资源分配方法疗效的实验，并未发现其总体效果优于传统EMDR中的双侧眼动。相对而言，EMDR 2.0只需更少的组数，就能使目标记忆的情绪强度和鲜明度达到相同程度的下降，这一发现支持了该程序的效率优势（Matthijssen 等, 2021）。

有趣的是，将工作记忆理论用于解释EMDR，也得到了神经生物学研究的支持。研究显示，增加工作记忆负荷能够抑制杏仁核的活动；杏仁核是充当大脑“警报器”、并在记忆储存与再巩固中发挥核心作用的脑结构（de Voogd 等, 2018; Pierce & Black, 2023）。这种效应似乎并不局限于眼动；研究表明，任何分配占用来访者工作记忆资源的干预，都可能对带有情绪负荷的记忆产生弱化和脱敏作用（de Voogd & Phelps, 2020）。此外，还有证据显示存在剂量依赖性效应，即工作记忆资源被分配占用得越多，杏仁核受到的抑制就越强。

EMDR治疗成人PTSD的实证支持
已有30多项发表的随机对照试验证实了EMDR对确诊PTSD成人的疗效。这些研究将接受EMDR的个体与等待名单对照组进行比较（Acarturk 等, 2016；Högberg 等, 2007；Jensen, 1994；Marcus 等, 1997；Roth- baum, 1997；van den Berg 等, 2015），或与多种积极对照条件进行比较，包括伴有或不伴有生物反馈的放松训练（例如，2016；Carlson 等, 1998）；意象重写（Alliger-Horn 等, 2015；Boterhoven de Haan 等, 2020）；计数法（Johnson 和 Lubin, 2006）；稳定化干预（ter Heide 等, 2016；van Vliet 等, 2021）；以及氟西汀（van der Kolk 等, 2007）和舍曲林（Arnone 等, 2012）等药物治疗。大多数使用积极对照组的研究，将EMDR与PTSD的另一种一线治疗——聚焦创伤的认知行为治疗（CBT）进行比较（例如，de Jongh, Amann 等, 2019）。总体结果显示，EMDR在减轻PTSD症状方面具有较大的效应量，且治疗后仍符合PTSD诊断标准的参与者比例显著下降，缓解率从36%（Devilly 和 Spence, 1999）到超过90%（Capezzani 等, 2013；Nijdam 等, 2012）不等。

荟萃分析结果
2023年，Yunitri 及其同事（2023）使用网络分析，对多种PTSD治疗的疗效进行了全面的荟萃分析。该分析考察了PTSD治疗的短期和长期效果。研究人员评估了2021年3月之前发表的18,897项研究，最终分析了包含5,567名参与者的98项随机对照试验，考察PTSD干预在治疗结束时及6个月随访时的结果。结果显示，EMDR和认知加工治疗（Resick 等, 2017）对长期结局的影响最强，效应量为中到大，异质性为中等。作者未报告对EMDR研究偏倚风险的特别担忧。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发表了一些高度相关的对照疗效研究，但未被纳入最新的荟萃分析（Boterhoven de Haan 等, 2020；van Vliet 等, 2021）。其中一项研究在155名参与者中，比较了EMDR治疗与意象干预对童年创伤的疗效，每人接受12次、每次90分钟的治疗（Boterhoven de Haan 等, 2020）。根据临床医师实施的访谈评估，从基线到1年随访，EMDR的治疗效应非常大（d = 1.88），超过80%的参与者在该次评估中不再符合PTSD诊断标准。不过，在治疗结束时及1年随访时，两种治疗之间均未观察到差异。除疗效之外，也有一些证据支持EMDR的相对效率和成本效益。针对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为PTSD确诊者提供治疗的成本与收益估算显示，在所评估的11种干预中，EMDR是针对确诊PTSD成人最具成本效益的干预（Mavranezouli 等, 2020）。

EMDR对存在共病的PTSD来访者的疗效
由于PTSD与其他精神障碍的共病率很高，因此考察该治疗对伴有其他心理健康问题的来访者的疗效十分重要。研究表明，EMDR治疗能够显著减轻焦虑和抑郁症状（Yunitri 等, 2020, 2023）、改善低自尊、减轻一般心理症状（Griffioen 等, 2017）以及边缘型人格障碍的特征性症状（Wilhelmus 等, 2023）。这一领域最重要的研究之一，是一项在155名确诊精神分裂症或其他精神病性障碍的参与者中，考察EMDR治疗PTSD疗效的随机对照试验（van den Berg 等, 2015）。接受八次EMDR治疗后，60%的参与者不再符合PTSD诊断标准；这些积极效果在12个月随访时仍得以维持（van den Berg 等, 2018）。有趣的是，精神病性症状并未妨碍治疗，而且治疗后妄想出现的频率也显著下降，其严重程度平均减半（de Bont 等, 2016）。基于这些发现，作者认为，不应将存在精神病性症状的个体排除在EMDR治疗之外。

EMDR在复杂性PTSD治疗中的现状
2012年，ISTSS的一个工作组发布了针对童年早期人际创伤及复杂性PTSD（C-PTSD）症状患者的治疗指南，采用的是分阶段治疗模型（Cloitre 等, 2012；Herman, 1992）。之所以倾向于这一模型，是基于如下假设：尤其是在发育阶段经历过多次、持续性人际创伤事件的人，缺乏在治疗中面对创伤记忆所需的心理稳定性，因此需要先经历一个稳定化阶段，为创伤加工做准备（相关讨论见 de Jongh 等, 2016）。两项研究考察了聚焦创伤的治疗对符合《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第11次修订版；ICD-11；WHO, 2019）C-PTSD诊断标准的来访者的疗效，以检验这种分阶段治疗的必要性（van Vliet 等, 2021；Voorendonk 等, 2020）。其中一项研究考察，符合C-PTSD诊断标准的参与者，在不经过包含技能训练的前期稳定化阶段的情况下，能否从针对重度C-PTSD的短期强化聚焦创伤治疗中获益（Voorendonk 等, 2020, 2023）。参与者接受了压缩在8天内完成的住院式聚焦创伤治疗，结合暴露治疗、EMDR、心理教育和身体活动。在308名确诊PTSD的参与者中，66%符合ICD-11的C-PTSD诊断标准。令人瞩目的是，经过8天治疗后，被归类为C-PTSD的个体中，88%不再符合诊断标准。这些结果初步支持了聚焦创伤治疗是C-PTSD患者一种安全治疗选择的观点，但也必须注意该研究的局限性：治疗采用了包含多种治疗成分的强化形式，且在住院环境中进行；研究没有对照条件，也未考察长期疗效。为解决这些局限，后续开展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纳入121名因童年早期创伤而确诊PTSD、并表现出C-PTSD症状的成人，比较在有无稳定化干预的情况下实施EMDR的疗效。治疗在门诊环境中进行，并在3个月和6个月时开展随访（van Vliet 等, 2021）。作者比较了单独进行16次EMDR治疗，与先接受八次稳定化干预（即情感与人际调节技能训练；Cloitre 等, 2002）再接受相同EMDR治疗的疗效。在治疗结束时及随访时，两种干预的效果均未见差异。无论处于哪种治疗条件，PTSD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出现频率均显著下降，治疗脱落率或其他不良反应也无差异。治疗后，约70%的参与者不再符合PTSD诊断标准，而原先确诊PTSD的29%参与者中，仅3%仍符合该障碍的诊断标准。这些结果支持以下观点：即使没有在治疗前设置教授情绪调节或其他应对技能的阶段，EMDR仍能有效治疗PTSD（de Jongh 等, 2016；de Jongh, Bicanic 等, 2019）。

EMDR治疗的跨文化应用

少数族裔和边缘化群体在EMDR文献中的代表性往往不足。已发表研究通常仅报告基本人口学特征，而未控制多样性相关特征。综述显示，至少在美国开展的研究中，EMDR研究参与者大多为白人、中产阶层、异性恋、受过教育且具备言语表达能力的成人（Madnick & Spokas., 2022）。即使研究聚焦于非白人参与者的EMDR治疗，治疗也通常是在西方化环境中实施，或队列样本量较小（Wippich 等, 2023）。此外，大多数研究纳入的是通过自评工具而非临床医师评定确定存在创伤后应激症状的参与者，而且这些参与者往往并不完全符合PTSD诊断标准。

尽管如此，EMDR目前已在中国、日本、泰国和柬埔寨等多个亚洲国家广泛用于治疗创伤后应激症状。EMDR人道主义援助项目已在全球30多个国家设立项目，包括阿富汗、乌克兰、叙利亚、乌干达、巴勒斯坦和拉丁美洲国家，旨在为灾难与战争受害者提供治疗，并培训当地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开展EMDR治疗（Gelbach, 2014）。此外，为应对少数群体压力的影响，包括长期逆境、歧视和种族创伤，对EMDR进行文化适配的临床实践指导也日益增多（见 Nickerson, 2022）。

在西方背景下，对照研究表明，EMDR能够有效治疗不同文化和族裔群体中的创伤相关问题。例如，在德国接受治疗的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在阿拉伯语口译员协助下接受两次团体EMDR治疗后，PTSD及抑郁症状均显著改善（Lehnung 等, 2017）。荷兰一家专科治疗中心开展了一项纳入72名确诊PTSD难民来访者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显示，六次EMDR疗程能够安全、有效地减轻参与者的PTSD症状。尽管多数完成治疗者在临床医师评定的PTSD症状方面取得了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但EMDR组32名参与者中，只有四人不再符合PTSD诊断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其效应量并不优于稳定化干预，且低于在类似来访者中开展的其他聚焦创伤治疗的效应量。作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六次治疗不足以加工这一人群中导致PTSD症状的多重创伤记忆（ter Heide 等, 2016）。

在非西方环境中开展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包括冲突与灾难地区等创伤发生率较高的地区。在迄今规模最大的研究中，居住在黎巴嫩的268名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成人，包括一个小规模难民队列，因多种创伤事件引起的症状而接受了个体EMDR治疗。EMDR在减轻创伤后应激、抑郁和焦虑症状方面效果显著，尽管脱落率为22%，疗效仍在6个月随访时得以维持（Wippich 等, 2023）。作者认为，脱落情况可能与参与者生活环境的多变和社会不稳定有关。

EMDR也在流离失所并持续面临威胁的难民群体中展现出应用前景。例如，在埃塞俄比亚的一处难民营中，48名具有临床显著PTSD症状的厄立特里亚青少年难民，在2天内接受了六次团体EMDR治疗；治疗使用提格里尼亚语进行，并由当地难民工作人员协助（Smyth-Dent 等, 2019）。治疗聚焦于难民经历中最令人痛苦的记忆，尤其是逃亡途中遭受的创伤，以及与家人和朋友失去联系的经历。抑郁、焦虑和PTSD症状均显著改善，这种时间密集的团体形式，在扩大服务规模方面，以及在个体处境不稳定和/或面临突然迁移或进一步受创风险的情况下开展治疗方面，都展现出前景。同样，一项在叙利亚难民营开展、纳入47名确诊慢性PTSD成人难民的随机对照试验发现，在3天内接受两次团体EMDR治疗后，PTSD缓解率超过60%（Yurtsever 等, 2018）。

讨论

关于EMDR疗效的随机对照试验和荟萃分析数量相对较多，显示其在短期和长期减轻PTSD症状方面均具有较大效应量，为将EMDR视为PTSD一线治疗提供了坚实支持。除PTSD外，EMDR对复杂性PTSD、焦虑、抑郁和精神病性症状等症状群也表现出显著作用。

虽然EMDR似乎与该领域其他一线治疗同样有效，但与延长暴露疗法等其他治疗方法相比，它可能具有潜在优势（Foa 等, 2007）。其中最重要的优势或许是，不要求来访者明确披露创伤事件的全部细节，而只是指导其将创伤记忆保持在工作记忆中（即“只需想一想”）。当存在披露创伤的文化障碍时（例如感知到的污名、自我保护需求），现有的EMDR适配形式，如以“对治疗师设盲”的方式实施程序（Farrell 等, 2020），意味着来访者无需用语言讲述创伤记忆中可能令人羞耻的细节，也能通过双重注意任务，与EMDR治疗师共同加工这些记忆。另一方面，对于某些特定创伤事件类别，EMDR的科学证据仍然有限。近期，一个工作组确定了一系列具有前景的研究领域和目标，认为有六个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儿童与青少年PTSD、早期EMDR干预、战争相关PTSD、单相抑郁、慢性疼痛，以及成本效益研究（Matthijssen 等, 2020）。

此外，EMDR标准方案自1994年首版以来仅有少量修改，仍可进一步完善；例如，在要求来访者想象一个安全地点的准备阶段，即阶段2，就存在改进空间。这类旨在调节情绪的干预，与一些研究发现相矛盾：这些研究明确显示，当创伤记忆得到充分激活、来访者总体唤醒水平提高时，可以预期获得显著更好的治疗效果（Littel 等, 2017；van den Hout 等, 2014）。与治疗前的稳定化阶段一样（见前文关于C-PTSD的部分），这些发现构成了从标准方案中移除以情绪调节为重点的要素的论据。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提高EMDR及其方案实施的疗效和效率（例如，最大程度分配占用工作记忆资源的重要性；Matthijssen 等, 2021）。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实施EMDR时，可能面临语言障碍、心理健康相关污名，以及症状表达方式差异等挑战。例如，Seponski（2011）研究了柬埔寨来访者和治疗师使用EMDR的情况，认为尽管研究结果总体上肯定治疗效果，但人们普遍认同，标准EMDR并不能“轻松适配”这一人群。迄今尚无研究针对特定人群比较标准EMDR方案与适配方案的疗效，因此，目前还没有实证基础来指导何时以及如何对EMDR进行文化适配。未来若能开展设计更严谨、聚焦确诊PTSD个体，并在多样化人群中采用临床医师评定指标的疗效研究，将具有重要价值。

总之，鉴于已有充分证据支持其疗效和实际临床效果，EMDR被视为一种针对PTSD的循证干预。虽然仍需要严格的研究来评估EMDR在特定领域的有益效果，但现有证据已明确支持将其用作PTSD的一线治疗。

作者声明
Ad de Jongh 和 Carlijn de Roos 从已出版的眼动脱敏与再加工治疗相关书籍，以及为博士毕业后的专业人员提供该方法培训中获得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