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气质到人格：遗传密码与创伤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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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格由什么决定：遗传的气质，还是童年期创伤？一篇从神经生物学延伸至人格障碍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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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气质到人格：遗传密码与创伤负荷

2020年10月9日《Bilim ve Ütopya》文章

[Görsel: 从气质到人格：遗传密码与创伤负荷]

可以说，Bilim ve Ütopya 以“人格障碍”为封面主题的这一期，凭借其中的重要文章，成为了无论是对这一主题及心理学感兴趣的读者，还是在该领域工作的临床医生和科研人员，都值得不时回顾的参考资料。本期汇集了该领域多位杰出的科学工作者，对不同的人格病理进行了全面审视。作为本期人格障碍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我将尝试为大家提供一种评估人格病理的不同视角。从事人格病理相关工作的心理治疗师、理论研究者及培训师经常强调一点：在构成性格的各个要素中，除了其他所有影响因素，还存在直接的、与生俱来的特征。也就是我们出生时通过遗传所拥有的特征……除此之外，从出生开始经历的创伤性应激，尤其是生命最初几年的经历，对人格形成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部分文献如今已将胎儿在母体内经历的应激纳入其中）。本文将讨论这些先天特征以及出生后创伤性应激对性格构建的影响。

## 气质、人格与性格

气质、性格与人格是不同的概念。性格是指在环境和养育的影响下形成的、通过学习获得的态度。因此，它包含随时间而变化的特征。气质则是通过遗传获得、在一生中变化很小的素质性特征 [1]。文献中表示气质的“temperament”一词源自意为“混合”的“temperare”。它描述的是以体质、遗传和生物学因素为基础的态度及行为 [2]。人格则由遗传而来的气质与后天形成的性格共同构成 [3,4]。人格特征以独特的方式影响一个人典型的思考、感受、知觉方式及其人际关系。这些特征在童年晚期或青春期逐渐明确；如果不考虑创伤性生活事件或心理治疗的影响，它们通常在一生中保持相对稳定。

## 人格与气质的历史视角

## 自 Hipokrat 时代起，人们就已认识到人类具有不同的气质特征。

Emil Kraepelin 是一位生活于1856—1926年的德国精神科医生。他以首次对精神障碍进行分类、为如今使用的 DSM 和 ICD 等诊断分类手册奠定基础而闻名。提出脑部病理与精神疾病之间存在联系，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1921年，Kraepelin 提出情感气质（affective temperament）与情感性（心境）障碍之间存在关联 [5]。情感（affect）是个体对事件、思想和刺激所产生的情绪反应的外在表现。心境（mood）则是个体较为持久、构成其气质的情绪状态。

Hagop S. Akiskal 于1944年出生于黎巴嫩的一个亚美尼亚家庭。这位精神科医生以气质和双相障碍研究闻名，目前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荣休教授。

Akiskal 主张，情感气质构成了心境障碍的基础（心境障碍是双相障碍、重性抑郁障碍等疾病的统称），并界定了五种基本的情感气质：抑郁型、情感旺盛型、环性型、易激惹型和焦虑型气质 [6]。

Claude Robert Cloninger 是美国精神病学和遗传学教授，以其基于对心理健康及精神障碍的心理、生物和社会基础的研究而建立的心理生物学理论闻名。Cloninger 通过这一理论提出，人格可以预测精神障碍的易感性，并开发了气质与性格量表。

Cloninger 为描述人格的结构与发展，提出了一套综合性的心理生物学理论 [7,8]。该模型认为，气质存在四个维度，它们在遗传上相互独立，在一生中保持中等程度的稳定性，并被假定不受文化影响而改变：寻求新奇、伤害回避、奖赏依赖和坚持性。他将被认为在成年期形成、成熟并影响自我概念的性格特征划分为三个维度：自我导向、自我超越和合作性。

Cloninger 指出，第一个气质维度“寻求新奇”（novelty seeking）源于一种促使行为被激活的遗传倾向，包括面对新事物时频繁探索、冲动决策、在出现获得奖赏的可能时兴奋激动、容易发怒以及回避挫折等。他将第二个气质因素“伤害回避”（harm avoidance）描述为一种与行为抑制有关的遗传倾向，表现为悲观担忧、害怕不确定性、面对陌生人时羞怯等回避行为，以及容易疲劳。第三个气质因素“奖赏依赖”（reward dependence）被描述为一种与过度多愁善感、在人际关系中过度依附以及依赖他人认可等行为相关的遗传倾向。第四个气质因素“坚持性”（persistence）则被定义为一种与即使遭遇挫折、疲劳或仅有间歇性强化，仍能持续某种行为有关的遗传倾向 [8,9]。

再回到被认为在成年期形成、成熟的三个性格维度，即自我导向、自我超越和合作性：自我导向（Self-directedness）包括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确立有意义的目标，以及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信心。合作性（Cooperativeness）包括社会接纳、共情、关爱和良好的品德。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包括忘我、人际认同和精神层面的接纳 [7]。

气质在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占据重要地位。例如，一项针对婚姻存在问题的夫妻如何评价伴侣的研究发现，有婚姻问题的夫妻与没有婚姻问题的夫妻，在相互评价方面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受到气质特征的影响 [10]。

在疾病和综合征中，气质可以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研究表明，在双相障碍这种神经生物学疾病中，不同气质特征的患者会表现出不同的临床特征和病程特点 [11]。研究还发现，奖赏依赖较低、自我导向和合作性较低的人，更容易出现自杀行为。有报告指出，具有这种易感性的个体，在面对负性生活事件、应激源或经历抑郁时，会表现得更加绝望、悲观和反应强烈，也更倾向于伤害自己 [12]。

## 童年期创伤

遗憾的是，童年期遭受虐待或忽视等创伤性应激在全球范围内相当普遍，且总体而言是心理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 [13]。童年期创伤包括性虐待、躯体虐待、情感虐待，以及躯体忽视和情感忽视等有害的负面经历 [14]。

童年期创伤会对儿童的情绪、行为、认知、社会及躯体功能产生深远影响。发育过程中的经历决定了大脑成熟期间的组织与功能状态。创伤经历对大脑发育及功能的影响，需要在神经发育基本原理的框架下加以理解。人类面对创伤时会出现各种心理和躯体反应，包括生理性过度唤醒和解离。

从心理学角度看，解离是指个体头脑中的思想、情感和记忆内容脱离意识，并对心理完整性构成威胁的状态。现实解体（对周围环境产生疏离感）和人格解体（对自身产生疏离感）可作为解离症状的例子 [15]。

发育中的大脑会随着新信息的输入而组织自身，在将这些信息内化后，再将其整合到适应性记忆网络中。原本平静安稳的儿童，在创伤发生后可能出现神经精神症状。在创伤过程中可被视为急性、适应性行为的反应，之后可能转化为持久的、适应不良的特征 [16]。

## 童年期创伤与疾病

尽管有充分证据表明童年期创伤与精神障碍存在联系，但对其背后的机制仍知之甚少。现有模型中的童年期创伤“应激敏感性”模型认为，心理创伤会使个体对事件变得更加敏感 [17–27]。

多项研究表明，生命早期的应激源是精神障碍发生及持续存在的重要危险因素。据报告，遭受虐待的儿童出现重性抑郁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及其他行为障碍的比例更高 [18,27]。尤其是有童年期创伤的人，在成年后更容易因生活事件而受到心理创伤。此外，童年期创伤也是导致顽固症状的慢性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预测因素。顺便提及，正如我们在前几期中讨论过的，这里强调的“顽固”可以理解为心理治疗取得最新进展之前的描述。得益于过去30年的研究，我们如今已有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非常有效的方法。回到本文主题，研究显示，童年经历过创伤的人由于心理灵活性降低，会在成年生活中继续以适应不良的方式使用童年创伤期间形成的原始心理防御 [28]。一项针对约2000名女性的研究发现，与没有相关经历者相比，有童年性虐待或躯体虐待史的人抑郁和焦虑症状评分更高，且更频繁地出现自杀未遂 [29]。研究显示，除女性性别、精神疾病家族史及个人既往抑郁史外，早期生活创伤也会增加发生重性抑郁障碍的可能性 [30]。已有文献证实，青春期前经历父母丧失、性虐待或躯体虐待等极端生活应激，会增加重性抑郁障碍和自杀的风险 [31–33]。童年期创伤也与物质使用的易感性密切相关 [34]。与正常对照者相比，童年遭受忽视和虐待的成年人更常出现多种疾病，包括重性抑郁障碍、焦虑障碍、惊恐障碍及创伤后应激障碍 [35]。

研究表明，性虐待 [14,21,36–39]、躯体虐待 [17,40–44] 和情感虐待 [36,39] 等童年期创伤，与青春期及成年期出现精神病性症状的可能性存在关联。早期创伤不仅与精神分裂症、物质使用障碍等精神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也与糖尿病、心脏病及免疫系统相关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 [35,45–48]。这些精神障碍和其他躯体疾病在成年期的发生，或已有疾病的进一步恶化，与急性生活事件或持续应激有关 [49–52]。因此，人们认为发育过程中的不良经历可能使个体对后续人生阶段的应激影响更加敏感，使他们更容易在急性或慢性生活事件的作用下出现精神疾病，或使已有疾病恶化 [32]。研究还表明，对于有此类童年期创伤的人，单独使用心理治疗，或将其作为附加治疗，均比单纯药物治疗更有效 [53]。

## 童年期创伤的神经生物学影响

人类的大脑和免疫系统在出生时尚未完全成熟。更确切地说，它们从宫内生活过渡到外界时，仅具备少量功能，使新生儿能够“适应有限的刺激”。从出生开始，随着婴儿早期发育阶段的各种经历，大脑和免疫系统逐渐扩展其功能范围，这可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适应周围环境中的刺激 [54–56]。无论经历多么积极或消极，机体的目标都是形成一种能够满足环境要求的应对方案 [57]。应激引起的大脑发育变化，会影响髓鞘形成、突触发生和神经发生等神经系统发育过程。我们称为创伤的事件对大脑发育的影响，并不直接取决于所经历事件的表面类型，而是取决于该经历被感知和体验为应激的程度 [58]。

研究发现，童年遭受虐待或忽视与大脑海马总体积减小 [59–62]、胼胝体变化 [57–63]，以及前额叶皮质和额叶的改变 [64] 有关。

海马位于大脑颞叶，是在记忆和空间定向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脑区。它是边缘系统的一部分，负责将短时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

前额叶皮质是额叶皮质的一部分，重要的感觉和运动系统之间的反馈与连接在此汇聚。额叶位于大脑前部，约占大脑的三分之一，负责有意识的思考，以及计划制定、冲动控制、持续注意和问题解决等功能。

此外，相关数据显示，这些人的童年期创伤可导致与皮质对称性改变 [64] 有关的问题，并造成颞回 [63] 和前扣带区的神经元完整性受损或神经元密度降低。

Carter, Henry Vandyke, and Henry Gray. “Cingulate Gyrus.” Wikimedia, 2020, 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Gray727.svg#/media/File:Gray727.svg.

一项探讨抑郁症患者海马体积减小的研究发现，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有早期创伤经历的患者亚组中 [62]。

一项研究识别出了“生命敏感期”，即对特定创伤类型更为敏感的年龄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在男性与女性中有所不同。例如，儿童在早期经历性创伤与海马体积减小有关，而在青春期经历创伤则与前额叶皮质体积变化有关。此外，有趣的是，对于躯体忽视或性虐待等童年期创伤，两种性别具有不同的敏感期 [58]。也就是说，不同性别个体的脑结构，会在不同年龄对不同类型的创伤更为敏感。

发育可塑性是指大脑发生生理和结构变化的能力。这些变化包括从神经元建立新连接，到皮质水平的重新映射等不同层面的系统性调整。

尽管发育可塑性在视觉通路 [65,66] 等基本脑功能方面已得到充分研究，但复杂脑功能和免疫功能的主要决定因素尚未得到充分确定。我们对这一领域的认识正在不断增加 [56,67]。已知早期创伤会影响脑内炎症过程，并可能损害免疫功能。生命早期与创伤有关的免疫激活可能影响大脑功能和发育，使有创伤经历的个体对后续应激源的影响更加敏感 [28]。

一项双生子流行病学研究表明，遗传因素、早期创伤和近期生活应激源共同影响重性抑郁障碍的发生 [68]。早期不良经历可能塑造原本存在的应激及疾病遗传易感性，从而形成一种高风险表型，使个体在应激暴露后更容易发生某种综合征 [32]。那么，早期不良经历如何形成易感表型呢？它们可能使应激敏感的神经回路产生持久的敏化。已有大量研究探讨动物早期发育应激的神经生物学后果 [46,69,70]。（图2）

## 图1 心理创伤与表型

YAŞAR Alişan Burak (2017). Juvenil miyoklonik epilepsi hastalarında mizaç özellikleri ve çocukluk çağı travmaları ile hastalık özelliklerinin araştırılması, Sağlık Bilimleri Üniversitesi Haydarpaşa Numune Eğitim ve Araştırma Hastanesi, Uzmanlık Tezi. İstanbul

在生命敏感期内，应激可能对免疫系统留下长期影响 [71]。近年来，早期创伤对细胞因子的影响受到广泛研究；细胞因子是血液中重要的信号传递系统。例如，在重性抑郁障碍患者中，血清 TNF-α 和 IL-6 水平被发现与童年期创伤有关。这些细胞因子与血液中的炎症过程密切相关。研究甚至发现，童年性虐待的严重程度与 TNF-α 和 IL-6 水平升高有关。尤其有证据表明，童年期虐待会通过这些神经炎症相关细胞因子产生长期影响 [72,73]。研究还表明，童年期虐待与慢性炎症状态的关联，并不依赖于当前是否合并重性抑郁障碍等临床疾病 [73]。在有童年创伤史的健康成年人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结果 [74]。

## 童年期创伤与应激

研究显示，遭受童年期创伤的人应激敏感性增加、心理韧性降低，因此精神障碍的风险也有所增加 [75]。例如，已知这些经历可能与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的抑郁症状、焦虑症状，甚至精神病性症状有关 [75]。尽管如此，童年期创伤对应激敏感性的影响仍是一个研究较少的领域。应激敏感性可能影响上述疾病，甚至更多疾病。针对日常生活中高应激敏感性的干预，可能带来具有前景的新治疗效果。除了对童年期创伤进行一级预防，并在这一方面仔细评估患者外，对所有躯体疾病或心理疾病患者开展相关评估并实施必要的循证干预，也可能带来新的治疗收益 [75]。

其他研究进一步将童年期创伤与多种情况联系起来，从精神科共病（如重性抑郁障碍、焦虑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进食障碍）到一般躯体疾病（肥胖、哮喘和冠状动脉疾病）。研究数据显示，早期童年创伤可能导致应激调节系统功能紊乱或发育异常，这些系统包括重要的激素通路——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 [76,77]，以及中枢去甲肾上腺素能系统 [78]。

当然，如前所述，除了童年期创伤，应激敏感性和疾病易感性也受到遗传特征的影响 [46]。也就是说，遗传因素与早期生活应激或慢性应激，共同影响个体的应激反应，以及精神疾病和其他疾病的发生 [53]。

## 童年期创伤与人格障碍

关于人格障碍与创伤的关系，尤其是边缘型人格障碍（BPD），已有大量深入研究 [79]。一项研究将经历战争创伤的退伍军人、有性创伤的门诊患者及住院患者，与无创伤经历的群体进行比较，发现所有创伤群体都具有某些一向被归为人格障碍的特征。有创伤经历者普遍较常出现与偏执型、边缘型、分裂型及自我挫败型（受虐型）人格障碍有关的特征 [79]。

许多患有人格障碍的成年人报告曾有早期创伤经历 [80]。同样，多项研究记载，与相近诊断类别的其他疾病患者相比，人格障碍患者，尤其是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报告了更多童年期创伤 [81,82]。这些发现表明，创伤患者中人格障碍较为常见，而人格障碍患者中童年创伤事件也较为常见，提示人格障碍可能与童年期创伤有关。现有文献研究提示，童年期创伤参与了人格障碍的形成。其中，探讨边缘型人格障碍与创伤并存关系的研究尤其多见。

研究发现，在边缘型人格障碍中，童年期创伤中的情感虐待和性虐待，以及抑郁症状，是冲动行为、自伤行为和自杀行为的重要危险因素。（Anadolu Psikiyatri Derg 2019; 20(4):341-349）。边缘型人格障碍组在抑郁症状、童年期创伤及其各子维度、冲动性、自伤行为和自杀行为方面的评分，与对照组相比均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p<0.01）。

总之，创伤经历，尤其是童年期创伤，可能对个体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造成严重损害。这些损害可发生于依恋、人格特征、认知和大脑发育等不同领域或功能，进而在人际关系、心理、神经精神及功能层面产生不良后果。这些不良后果的程度各异，包括情绪、思想和行为功能受损，对某些障碍的易感性增加，以及出现各种心理症状和精神障碍。气质、性格和依恋特征、神经生物学发育特征、易感性及心理健康状况，都可能决定个体受到创伤影响的程度。同时，心理创伤也会对人格特征留下影响。另一方面，性格特征不仅受到环境因素和创伤经历的影响，也与个体先天遗传的气质特征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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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最初发表于 Bilim ve Ütopya 杂志以“人格障碍”为封面主题的2020年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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